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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2007

看看拉萨“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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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是花花世界吧?美女成群结队的,我也没有见过象拉萨这样散发色情广告的,因为法国那是犯法的。中国尽然没有法可依。在法国和荷兰他们办有各种各样的杂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都写有换老婆、老公的,集体性交等等,而这些杂志一定要在固定的,被指定的市场才能出售。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脱衣,现场观摩性交等等。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有特别恶心的场面,你不加入俱乐部还不让进。法国巴黎只有到晚上固定的路面上,才有引招女郎。不过巴黎比起荷兰的古都阿姆斯特丹那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有名吗?除了集中,卫生检查相当严格,而且,街道安全管理有序。这也是之所以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原因。也是中国官员到荷兰必经之地,在中国发迹,又认朝鲜金正日为干爹承包中朝经济特区的荷兰中国商人,就是拿着那些官员的嫖娼照片在中国发了财。不过现在,那些要钱不要命的荷兰人也开始整体规划红灯区。政府专门拨款有计划收购红灯区的界面。有逐渐缩小红灯区的迹象。相比之下,非常厌恶腐化堕落、听一个“阿哥阿妹”的歌都以为是靡靡之音的中国共产党。比起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有过之而不及。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旅馆、宾馆都不会有打电话进行性骚扰的行为,绝对没有。可是在中国几乎所有宾馆都有性骚扰电话。对于,性交易市场的管理。可以说是毫不在乎。可以这样说;怎样对待娼妓,是考验一个政府和国家整体的性素质和体现政府政策水平和民主人权思维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把妓女不当人看,把得了爱兹病的人当怪物的现象,再加上官员主动与性经营的老板瓜分妓女血汗的比比皆是。f513fe5750b389a3ffb1218232b9b04a.jpg象中国这样的“鸡市”发展状况,除了道德、文化、人情越来越淡之外。色情、洗钱、妓女、黑社会将要被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刮目相看了。当然,妓女的黑箱操作可能中国不是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对手,可是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政府主动参与管理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本来,象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臭名昭著。可是,他们敢于面对现实,进行有效的管理。拉萨,党的报刊都是参与性交易的有力助手,一个佛教圣地,世界上唯一剩下最后的一块净地。将会在共产党手里变成了比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性交易还要丑恶的地方。尽然比那些臭名昭著的红灯区有过之而不及。看来道德的丧尽是指日可待了。

09/12/2007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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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余杰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隔西德和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望的那样千年永不倒,在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吧的呼吁中,在千千万万渴求自由的民众的诅咒中,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在西藏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柏林墙。这道高墙的受害者,不仅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

  普通的中国人比世界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不了解西藏,柏林墙牢固地竖立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一说起西藏,他们便认为这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经盛行残酷的奴隶制度,布达拉宫是用奴隶的骨头堆砌起来的,是汉族给西藏带去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巨额投资,西藏人理应感激不尽;达赖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头子,是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这就是中共当局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洗脑,而让普通民众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即便某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从不怀疑以上种种说法的真实性。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为我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就遭到过两位自称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名片显示他们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可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跟中国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愚昧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第一步便是让藏人自己开口说话,便是倾听藏人自己的声音。阿妈阿德的回忆录《记忆的声音》,便是这样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阿妈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康区梁茹。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入藏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相夫教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共产党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妈阿德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朋友,她本人也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捕入狱将近三十年,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一九八五年,她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雷克斯莉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本杜鹃啼血般的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雷克斯莉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族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阿妈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此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当共产党军队刚刚进入藏区的时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观望态度。这支陌生的军队比此前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更加威武、整齐、富有朝气。阿妈阿德回忆说,在共产党进入藏区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有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她的回忆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刻意扭曲事实。她特别指出,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士兵对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现出了一副虔敬、虔诚的样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研究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在这一阶段的秋毫无犯,仅仅是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展开了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这是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招杀手?。阿妈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她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昔日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妈阿德在家乡渡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妈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和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今天青藏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同样的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无声地哭泣。

  阿妈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区,民风最为剽悍,当时的反抗运动也最为激烈。然而,面对装备精良、多如蝗虫的共产党军队,数量有限的藏人单凭勇气和体质与之对抗,宛如以卵击石、蝼蚁撼树。人们发现藏族战士死去时,仍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妈阿德也被捕了,并且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审讯的警察开始对我动粗,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拼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还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着她: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这位信仰坚定的女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从未出卖和揭发过别人,从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从未向毛泽东像表示效忠。当她出狱的时候,已经由一名鲜花般的少妇变成了伤痕累累的老人。

  这些章节让我不忍卒读,同时我也为自己身为汉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来,藏人不曾侵犯过汉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藏人也从未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是,毛泽东却要彻底征服并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为之付出血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杀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杀戮却毫无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毛个人疯狂的野心。毛泽东政权对西藏人的种族屠杀,虽然数量上没有达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切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妈阿德的这本回忆录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

  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一九八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妈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她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她并不憎恨那些对她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求报复。她对西藏被戕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她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妈阿德们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呼吁。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庭的证词,阿妈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它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我相信,阿妈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将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将为我们有过阿妈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观察》

中国对少数民族还是不错的吗?

中国对少数民族还是不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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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网友说:从任何意义上说,汉族和藏族、蒙族明明就是平等的,在我国。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把专制问题和民族问题挂钩的行为,这样做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把水搅浑,当然,也许这也正是某些人的目的。

我对明明是平等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平等,我们还要高度自治干吗?汉语在藏区是官方语言,是第一位置的语言,藏语在藏区一点用都没有,官方不用,商界不用,就是藏学界吃香的也是用汉文写的藏学论文。在藏区,任何性质的晋升考试,如;公务员考核根本不会用藏文,转干,提干。那一样在西藏是用藏语考的?你还说平等,就一个语言都没有平等。汉语是国语,藏语是什么?最起码在西藏,应该是官方最主要的文字吧?怎么说,藏语也是和汉语一起写在人民币上的五种文字之一,如果,讲平等藏语也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语吧。世界地图上找都找不到的同中国的一个大县的面积一样的比利时王国的国语就有三个。我指的是官方用语和法律用语。难道中国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汉语是国语。你觉得对其它民族公平吗?是的有人会说:你们自己不好好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是的,我承认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从解放以后就开始了。五十多年来藏文在官方和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尽管,这五十多年来,西藏的民间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藏语作为一个官方语言的地位问题。因此,藏语越来越变得没有地位,学了藏语,在中国没有一点使用价值。到了拉萨就好像到了北京一样,你说藏语有用吗?可是有一点请诸位不要忘了,在广大的西藏,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说藏语,他们是被讲汉语的政府管理的,这个政府说的只是汉语,第一把手就是从非洲调来也可以,只要懂汉语。这就是西藏的三个代表。这个就是这位网友所说的明明就是平等的西藏吗?

我还是佩服汉人,他们无论到那里汉语总是要说,比如,汉人如果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生活,不讲英文,不讲法语,只讲中文也可以畅通无阻。在那里,你可以买到两岸三地各种各样地道的家乡小吃,吃遍各种风味、各式流派的中式大餐。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的国货,你不妨试试去温哥华找找,因为令你失望的指数非常低。那里,城市里所有道路标志都用汉语,而且到了法庭也可以用汉语诉讼.的确对将汉语的人非常的方便.可是,那都是汉人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的。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督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人伍冰枝,温哥华所在的BC省前省督是出生并成长在香港的华人林思齐,在市级、省级和联邦三级议会中也有不少华人议员,像代表温哥华东区的联邦国会议员是出生在江苏省名城——无锡市的梁陈明任。此外,中文成为加拿大各省教育部规定的高考科目。可是,在中国的藏区怎么样?藏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画成中国的一个民族。中国政府把藏族和其它比他们少的民族都叫:少数民族。就这个称呼本身就有很大的民族歧视。仅仅在这样一个称呼上,民族歧视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从法律上规定管我们叫作少数民族。这和加拿大国家对待加拿大中国人,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地位有天壤之别。是,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三十四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以这三条为例,口口声声说少数民族的平等,可是没有明确平等的具体内容。在西藏三区有百分之80以上的人讲藏语,官方使用汉语,就语言文字的使用而言,是不平等的。是不是以官方使用语言做为西藏的语言?是不是以拉萨的官方人口数量来定夺使用什么语言?在西藏三区不但没有规定,以藏语为主,还以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来掩盖使用通用的一种语言”--汉语。在法律诉讼时以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西藏把藏语说成是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把西藏百分之八十的人所说地藏语说成不通用的语言,难道是“明明是平等的”吗?还不如直接说不通晓当地的汉语,干吗要拐弯抹角呢?还给讲藏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一个必须为他们翻译都说不出口。以应当来掩盖不应当。实际上那有翻译呀?在民主国家,法律翻译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必须向法庭宣誓。什么叫: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西藏牧民、农民、喇嘛们,他们不会讲汉语,也不希望将汉语成为在西藏的主要语言。讲汉语的只是去学校的学生和那些只有靠工资为生的国家干部而已。那个数量在藏区很少的。就在大多数人讲藏语的地区,不用藏语、藏文的这中现象。比汉语在加拿大使用汉语的社会地位相比相差太远了。加拿大国家就可以包容汉语。那里有华人的医院、银行、医疗保险、职业介绍所、各行各业。而且都用汉语。用法律的方法,对汉语的社会地位给予了保障。所以,以上几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例。不是我捏造的。 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在这里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语言”就是使用汉语。“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只是一种措辞,显得很勉强。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如果,没有必须为他们翻译的话,应当为他们翻译就不必了。因为,五十年来,你们很少翻译了,久而久之,就不应当给他们翻译了,现在就没有了。如果,你把当地不通用的语言仅有百分之二十的汉语都搞成通用的了,而那些在西藏百分之八十的讲藏语的搞成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的愚民了。还翻什么译。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里的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经常被那些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所掩盖。从来没有人歧视和压迫所谓的少数民族 应为不搞暴力的“藏独”

很多,因为那些个口念嘛呢的都是搞藏独的。因为,他们和达赖喇嘛一样,在为民族的文化不被糟蹋而努力,在奋斗。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而想到的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而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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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西藏神秘,除了她的宗教,恐怕没有其它可神秘的东西。所谓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藏学,主要也指的是藏传佛教。世人要学西藏,也要学习西藏的宗教哲学。而这些东西,以前只能在西藏的寺院里才能够学得到。而现在在世界的那个角落都能学到,而且,学到的还很地道。我要想问的是;假如,西藏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有没有一般国家的国家结构,麻雀虽小也内脏俱全是不是?有没有如unifolie所说的有经验的藏族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商人,在加上更多的理工农医等工程技术人员 有吗?就算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也是在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吧?一个人,一个藏人,为了未来世界,化去一身的时间,可以理解,就是说不理解,至少是他自己的事。如果西藏是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为了国家的未来世界而奋斗终身。不求工农商学发达、不求文化、科学进步、不求人民生活富裕。以她的贫困落后做为进入未来的代价。如果这样,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自己的家了,我们大家只能到未来世界去找家算了。之所以西藏不能拥有国家,也是因为在西藏的大部分西藏人没有现实生活的经验,现代人一样生活的本能。以宗教的宗旨,做为国家宗旨的社会,在文明的国家,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现代社会,现在出现的国家现象,就像中国的政治现象,中国是把党的宗旨做为国家的宗旨而深受其害。他们的改革派想搞党政分家而造反对。如果,西藏以佛教的宗旨为国家宗旨的现象,显然已经非常的落后了。也是长期不可能在西藏形成国家的原因。是不是各位?
说到这里。我要申明一句,我不是反对我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也没有针对任何人。只是提倡国是国,教是教。国家的教和教的国家不是一回事。该分手了。

       我迫切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西藏人民自己的政府。我对政教分离,越来越感到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认真分析过,从200多年的无政府状太的西藏历史和西藏宗教界同蒙古王室和清王室的交往的历史分析。一个真正的政府,包括各教派在内的,不再是宗教单独所左右的政府(不是形式上的)势在必行。我还要继续我的观点。也不需要政府插手宗教。这就是一个真正自由得信教人具备的素质。

境内境外的政界和民间改革藏传佛教的呼声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发布。开始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威胁。尽管,揭露假活佛,看来势不可当。可是我担心的事情随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也开始展开实施了。借此打击藏传佛教的机会也同时产生了。因此,我还是要说任何与神职人员无关的人最好不要插手此事。包括政府也不要插手。我们只有积极的、善意的建议藏传佛教进行改革。因为,民众还在沉睡。换醒他们是我们才是我们的职责。到地我们不能代表葬传佛教。如果,个人或团体、或政府强行管制藏传佛教,那后果就是藏传佛教和西藏形成脱勾的局面,毕竟藏传佛教以经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之一。我可能过于担忧,不过这种可能性以经从在。

       活佛转世是一个西藏人民的大事,只有像尊者达赖喇嘛才应该有权威提出一些或做出改革的举动,只要他老人家和其它宗派进行商量提出任何的办法。我想广大的西藏三区人民是会接受的,关键是既得利益者们很难说服。尤其是现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阿弥佗佛!我希望尊者达赖喇嘛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一个不懂佛教和视佛教为鸦片的党给活佛转世发放什么活佛证。不过,好多不动佛教的人也少参与佛教界的事情为好,藏传佛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不仅仅只是中国西藏的,也不仅仅是你(学生)想到不科学的。问题是我们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只有喇嘛们才真正的有改革宗教的权力,其它什么党呀政的最好靠边站。要让他们自己有这种认识才行。至于我们教外人士也最好不要参与。直接了当的说,活佛的转世并不是佛祖的精神。尤其是活佛转世中的子承佛位的现象。假的活佛的产生,共产党也可以制定活佛转世等等,都是对佛祖精神的极大诬蔑。活佛转世来控制西藏人民的事不是今天开始的,在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就开始了这种政治和宗教的交易。今天颁发活佛转世证是比颁发金印金册更低级了而已。这证明共产党心目中对活佛的地位比清朝时期更那个了,可能是因为活佛们太爱那个了的原因吧?至于那个是什么,只有他们自己要省悟。我觉得局外人不便过问。因为,西藏人祖祖辈辈这样过来的。如果,他们不说话。如果,活佛没有改革的意识,我们靠几个简单的网页去担此大任恐怕很难代

画圈圈打击异己是党纲之纲

画圈圈打击异己是党纲之纲

 

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在中共历史上有两股红军实力。一股是井冈山的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的红军。一股是高岗等为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陕北救中央。这两股实力的从在埋下了高岗必死的隐患。这也就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的起因。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衡山县。1926年加入中共。19284月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中共陕北根据地。曾经有一度,政府军重创红军,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变,红军部队一蹶不振。高岗显出英雄气概,对残余部队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遂同刘志丹一起带残部杀出重围,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起死回生。

       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偶然在一份《山西日报》上看到一条政府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他们马上意识到,陕北有一块他们从来不知道的红军根据地。这个信息马上被报告给毛泽东。毛当即决定前往陕北根据地。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残部抵达陕北根据地,完成了中共红军的长征

毛泽东显然对高岗十分欣赏,他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 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高岗任书记。当时,中共南方局的书记是周恩来;华中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在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高岗成为毛泽东整风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曾经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正式将高岗划入了毛派
延安整风之后,中共随即在19454月召开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高岗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进入由13个人组成的中共领导核心。194511月,高岗被派往东北,也成就了高岗走向权力巅峰的契机。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指出,高岗在东北得以出头,主要是林彪的提携。19466月,高岗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地位仅次于中共在东北的第一首长林彪,主管后方建设和支援前线,成绩斐然。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打进关内之后,高岗成为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将东北的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毛泽东特别提名高岗担任6位国家副主席之一。当时,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担任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和高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对他出色的表现大加赞赏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1949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是代表团成员。据苏联驻东北中东铁路的代表、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中国顾问团第一任团长的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期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说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 斯大林当场对高岗的建议提出严厉批评。刘少奇也严厉批评了高岗。高岗很气,向科瓦廖夫秘密报告了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说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有反苏行为。科瓦廖夫随即写报告给斯大林。
不料,斯大林并没有买高岗的账,而是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和高岗的密报。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听说斯大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 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共领导层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 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回忆,后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 阎明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就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的情况向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询问。阎明复回忆说:杨老说: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 毛泽东同斯大林见面是在194912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发,反而继续重用、提拔高岗。显然,这一条罪状至少在当时并不是致命的。

对于刘少奇,高岗的不满应该始于1949年。高岗当时在东北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19495月,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倾。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高岗主张尽快进入合作化。1950年,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局主张开除已经雇工、发展成富农的党员。为此,刘少奇于19501月专门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他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1950年到1951年间,高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之间发生了一场工会工作方针之争。邓子恢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高岗则认为邓子恢的观点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
刘少奇表示支持邓子恢的观点,而且亲自指示不要发表高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是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经济,加强中共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1950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主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向合作化推进。7月,刘少奇在党内公开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随即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将高岗有关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转发给全党学习。此时,毛泽东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相当不满。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新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和不满。 毛泽东闻讯大为闹火,严厉批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口号,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且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本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共19489月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二、三十年,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显然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右倾

1953519,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还在否则无效四字下面加了重点号。他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一切,高岗也一定都看在眼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中共领导要设立一线和二线,自己准备退到二线。在这种情况下,高岗开始了与刘少奇的直接较量,试图阻止刘少奇成为中共一线的首要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日后多次借用这段话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19536月,中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定薄一波做检讨。高岗顺势猛批薄一波,借以打击刘少奇。812,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再次猛烈批评了分散主义。刘少奇显然感到了来自毛泽东和高岗的压力。据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经在195311月先后两次到高岗家,与他沟通、检讨。但是高岗没有什么表示,似乎并不想接受刘的检讨。刘少奇当时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压力,应该没有必要向高岗委曲求全。反过来,高岗如果没有得到毛 泽东的鼓励和暗示,想必也不可能对刘少奇傲慢无理。正如1980年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立群时所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高岗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强烈的信息也许莫过于毛泽东亲自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2006年采访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高瑜说:私下里,他让高岗去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说刘少奇有自首的行为。高岗是交给东北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去把这个完成了,而且照了很多相片,都交给毛主席了。

1953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愿望随着高岗的失败,不得不把火引到高岗身上去,说高岗点鬼火、扇阴风。毛泽东不能收拾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浪潮,复手为云立即打倒了高岗。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老毛子口气一变,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实际上是在嫁祸于人。由于,对刘少奇的攻击失败而采取得丢车保帅的一贯伎俩。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22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从来不给刘少奇发电的毛泽东这时也看出靠高岗打击刘少奇的把戏很危险。把高岗奉手献给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老奸巨猾的党棍。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15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6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老毛整高岗,在休假期间,老刘也不是弱,也来一个委托)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225,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

高岗在429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19537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最终于1954817,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这个毛、刘交量中的牺牲品,解放后第一个共产党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终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许许多多【反党集团】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按毛泽东的指示实施毛泽东计划的高岗,成了“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的【反党集团】分子。毛泽东把高岗交给刘少奇处理,刘少奇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下。而已而已。